一

在汕头，终于看到了萧乾的“梦之谷”。

北方已是寒冷冬季，而南国汕头尚是深秋。海风不带多少凉意，我住的汕头迎宾馆，正对着海湾那边的岛屿。远远望去，葱翠山峦间，点缀着一幢幢白色、红色的建筑，当地朋友指着对岸，告诉我，萧乾当年任教过的中学(萧乾写为“角石中学”)便在那片山谷中。那就是七十年前萧乾的“梦之谷”。

1928年冬天，在北京崇实中学念书的萧乾，因为参加左翼社会活动而受到校方打击，并有传言他有可能受到缉捕。一个孤儿，无处栖身，仓促间，他在一位回乡探亲的广东同学的说服下，离开北平，和那位同学一起前往汕头。晚年的萧乾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一生说成是“未带地图的旅行”，漂泊汕头无疑是他的最初旅行。没有地图，没有设想，更没有目标。

在崇实中学读书的萧乾（后排左一）

青年萧乾

萧乾

萧乾与文洁若重返东直门附近的西羊管胡同

1990年6月22日，萧乾与巴金合影

1990年11月10日，萧乾与冰心合影

20世纪80年代，萧乾与李辉合影

《痕迹》封面

《痕迹》封面

可是，就是在漂泊汕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，萧乾经历了他终身难忘的初恋。美妙的感情，使这位第一次远离故乡的漂泊者在美丽的海岛上得到慰藉。尽管他有难以排遣的孤独、彷徨、忧郁，尽管初恋一开始就蒙上阴影，注定来去匆匆，梦想破灭，但对于他这样一个日后将步入文坛的人来说，漂泊汕头的日日夜夜的确是难得的人生体验。果然，七年之后，在30年代中期的上海，受到巴金、靳以的催促，他终于写出了他一生中惟一的长篇小说《梦之谷》。其实，最初动笔写《梦之谷》时，萧乾并没有准备写成一部小说，而只是想用散文的形式，用略带忧伤的笔调来追忆当年的情感之旅。谁知在《文丛》上发表时，靳以在目录上注明为“中篇连载”，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地点挂起的刊物宣传旗帜上，还写上了这样的广告词：本刊将连载萧乾的中篇小说《梦之谷》，一个优美而悲哀的爱情故事。

一篇散文最终变为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决定了作品尤为鲜明地具备了自传色彩。在这部自传体作品中，萧乾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抒情风格，描述了令他难忘的青春体验。雨中芭蕉丛，山顶墓地，海滩礁石，海誓山盟，吹琴唱歌，无法驱散的阴影，残缺的结局……一切都在作品中活跃起来。这样的作品，很难分清哪些是现实中的故事，哪些是故事中的现实。汕头的漂泊，漂泊中的初恋，对他这样一个一生中生活不断遭遇变故、坎坷的人来说，当然只能算一个插曲。但是，一部《梦之谷》却将它升华为一个美丽的文学创造，从而也使之具有了特殊意味。

对于萧乾，这无疑是一大幸事。他一生漂泊过多少地方，但惟独汕头之旅让他写出了《梦之谷》，因此，他与汕头便永远有了一种特殊的、洋溢着诗意的联系。这也难怪，后来在80年代，年近80高龄的萧乾，依然无比兴奋地和夫人重返汕头，重游角石中学。

为萧乾写传已有十多年，可是到汕头我还是初次。写传时，我未能前来汕头，而只是根据他的回忆，参照《梦之谷》的情节，来描述他的最初漂泊。这样做，不免显得单薄，此后，我一直为之感到遗憾，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前往汕头，漫步他的梦之谷。

不久前，我整理资料时意外发现，当年萧乾提供给我的一本他漂泊汕头时所写的题为《痕迹》的笔记，居然还在我这里。我喜出望外，前往医院探望萧乾时带给了他。1928年至1998年，整整70年，重赌旧物，一本薄薄笔记，带给老人多少记忆、多少温馨。他为我还保留着他的这本笔记而高兴，当即题词，把它作为最好的礼物送给我留作纪念。“一别七十载，老友重逢。送李辉老友，萧乾，一九九八年秋。”我注意到，提笔书写时，年已89即将欢度90大寿的老人，显得那样兴奋。

我能理解他的兴奋与快乐。来去匆匆的半年漂泊，对于他却是一段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情感与心灵的长度，其实不能用时间来丈量。

《痕迹》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笔记本，它是萧乾用当时上海群益书社印制的信笺装订而成的。信笺为毛边纸，长方形，共30页。封面左上方，用毛笔写着两个大字：痕迹。右下角写着：萍，汕岛。萧乾漂泊到汕头后用的名字是萧若萍，显然是以无根的浮萍来比喻自己当下的境况。在封内，他用钢笔写着一句英语：For Whom？？两个粗大的问号分上下两行叠起来书写。下方用英文写着他的名字和日期，日期为1929年5月30日。另有一句英文写着：Before Banquet (赴宴前)。

也不能说它是笔记，而是他随时写下的诗句、随感。

漂泊的日子长长短短，漂泊者的心绪也变化万千。到汕头时，除了在北京崇实中学的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散文外，他还没到走上文坛的时候，更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一生将与笔同行。但是，他本能地感受着文字的诱惑，在最初漂泊的日子里，他显然找到了最好的倾诉内心的方式。

于是，在倘佯梦之谷的日子里，他用记录随感的方式开始最初的文学尝试，留下了堪称宝贵的漂泊痕迹。不仅仅限于初恋的感受，重要的是，他在这些笔记中所涉及的不少主题，如贫富悬殊、思乡、母爱、社会讽刺等等，在他后来的小说、散文中都重新得到表现。他后来文字风格中的俏皮、幽默，句式的跳跃和富有变化，也在此初露端倪。过去，一般把他在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上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蚕》，作为他的文学生涯的开始。现在来看，这本漂泊笔记，其实完全可以视为他最早的文学创作。

二

萧乾爱听相声。

几乎每天中午，萧乾都会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，拧开他的收音机，听电台固定播出的相声。这时候，他显得最为悠然自得。他手上习惯拿着鼻烟，往鼻孔上抹上一点儿，深深吸一口气，然后，眯上眼睛，舒适地往后一仰，靠在沙发上。

忘了是哪一年，哪一次，他与我聊起了相声。他提到的几十年前老艺人的名字，我已经记不清楚，但有一句话我却记得很深。他说：“相声也可以说是我受的启蒙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。”

何止相声，谈到老北京的一切，他似乎都津津乐道，特别是民俗，如庙会在他童年中的记忆，简直可以说是他这种年纪的北京人的一种骄傲。听着，真让人艳羡得很。还有他那满口地道的北京话，好像也颇令他乐滋滋的。他说40年代在上海，傅雷搞翻译时常问问他北京话的特殊用法，如儿化韵的讲究。

真正让我领教他身上那份“老北京”的劲儿，是在1985年，那时我在《北京晚报》编副刊。一次闲聊时，他说想写一组关于老北京的文章，“得写出味儿来”。后来这组散文题为《北京城杂忆》。刚看第一篇几句话，我就乐了。拿给同事看，就是地道的老北京，研究北京城掌故的，都叫“好，绝了！”

就说开头几句吧：“如今晚儿，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，九城全拆光啦。提到北京，谁还用这个‘城’字儿！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，是透着我顽固？还是想当个遗老？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。”通篇全用纯京白来写，哪里像是写过《梦之谷》那种抒情小说的人写的？活脱脱一个“天桥艺人”。他来电话问：“能用吗？”“能用，太棒了，够味儿。”我当然很高兴。

从第二篇开始，他像是跟大伙儿开了个玩笑，又改变了语言味儿。我问他，他说，开篇那么写，是想说明他也能用地道的京白写文章。但他认为，讲京味儿文学，并不是局限于用京白，关键是要把味儿体现在骨子里。不然，尽用方言，容易流于油滑。

那种让人新奇的语言味儿改了，但接近十来篇对老北京风俗的描写依然精彩。叫卖声、五光十色的行当、庙会的纷杂，色、香、味俱全。那些天，许多读者拍案叫绝，我收到一大堆信。专门研究老北京的人，把这组文章作为民俗史料看待，日本的学者则把它们编入学汉语的课文之中。这种反响我没有料到。

好像有一位读者来信说，萧乾先生果真是一位老北京！希望报上多登一些这样有京味儿的文章。那几天，我自己也真把他当作“老北京”了。不错，有许多我了解的事实都能证明，他完全应该成为一个有土味儿的、名副其实的老北京。譬如，他的出生地就在北京东直门内，那儿被认为是当时下层人集中的地方，他在那儿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期。逛庙会、听相声、看杂耍……市民文化也许能够决定他的全部思想和修养，如果他的作品是老舍一样的风格，我决不会感到奇怪的。奇怪的是，这种想法几天就过去了。正在同一时候，我又开始校对拙著《萧乾传》的校样。校样把我从议论《北京城杂忆》的氛围中，拉到了自己勾画的他的生活之中。我发现，我在传记中并没有写他身上所存在的平民文化的影响，而是集中写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，虽然没有详尽的论述，大都是一个个场景的描绘。

《痕迹》内文之一（《半旗》《装病》《夜行》）

《痕迹》内文之二（《除夕》《乡思》）

仔细一想，或许这并不能说是我的忽略，读他过去的作品，无论如何是得不到《北京城杂忆》给予人们的印象，更何况我对他的一生的大致了解。我相信他自己也许无意识之中在尽量减少“土”的色彩，特别是在大学前后。

听相声、逛庙会，同时，他又在基督教会小学里诵《圣经》、唱圣歌。操着胡同的语言，他又开始学习英语。更何况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时代潮流，在北京这个中心地，有着冲击各个角落的力量。“老北京”的文化影响即使有，也是潜在的，更多地表现在人到老年之后的一种留恋，而在当时对他更具吸引力的显然是西方的一切。

他对我讲过许多往事，几乎每一件都令人新奇：北新书局当学徒，给鲁迅、冰心送稿费；南国汕头动人的初恋；第二次世界大战英伦七年的生活；反右中的风云突变……最诱人的当然不止一件，但此时流入笔尖的则是他如何走进三十年代的“京派文人圈”。

和胡同里的吆喝声相比，和他熟悉的民俗相比，“京派文人圈”显然属于另一个天地。周作人、朱自清、朱光潜、废名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梁宗岱等等，都是他过去不熟悉的知识分子。带领他走进这个圈子的是沈从文，沈同他有些相似，也是从边城走进这个圈子的特殊人物。在《萧乾传》中，我曾用“蒙娜丽莎的微笑”一章专门来写萧乾身处这个圈子时的感受。我写到，沙龙里的人侃侃而谈，艺术、美学、西方，一切都让他感到艺术的精灵在周围翻飞。我特意写到一句：他观察到自己过去的“粗野”。

同北京这一文化圈相类似，二战期间萧乾在英国又进入更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。我看过一些当年的资料，包括几位英国人的回忆、信件，了解到他是那么自然地走进了他们中间。

从“京派文人圈”到走进英国文人圈，到走进伦敦大学、剑桥大学，萧乾还会想起相声吗？我不知道。当年的照片上，他身着西服，伫立剑河边，潇洒风流，看不到一点儿“老北京”的影子。自然，这仅仅是就外表而言，早年的启蒙教育早已渗进他的性格之中。他在远离祖国时的乡思，一定是和庙会、相声连在一起的。

三

巴金常说他的朋友中最有才气的有三位，他们是沈从文、曹禺、萧乾。这才气依我看就是天生的对艺术的敏感和坚定不渝的追求。

生活中的萧乾，远没有作品中的那份潇洒、灵气，至少在我看到的老年萧乾不是这样。就说书房的乱吧，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，他的书房要算“之最”。为了接待外宾，特意布置之后，再看，依然觉得太乱。他的自我料理能力，常常受到家人的责怪。穿衣服，时常扣错了扣子；写字台上凌乱得难以铺开架势写作。看着现在的他，我想象不出他在英国七年是如何独自一人生活的。但是，他好像又不断地在生活中想学会一点儿本事。干校期间，回北京后无处安家，他居然凑合着在过道上搭起了小屋，一过就是几年。他学会了买菜、烧水等等。烧开水，怕忘记哪一瓶是开水，便老老实实地在几个瓶上分别写上“已开”“温开”的字样。他喜欢奇花异草，却不见有心思照料，便索性种上几盆仙人掌，由它们长去。1985年去了一趟武汉，带回的是几只小乌龟。他倒有心喂养，专门写信去动物园咨询，居然使它们活到如今。

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：李辉：像冰心那样的信，你可主动去组织几封，编个《笔谈》。《书讯报》（葛昆元）及《文化报》（韩金英）处可送点评介稿。《文艺报》也许也。《大公报》处我已打电话，他们答应为你带来。《北京城杂忆》是为出国时带的。不急。有便带30本即可。祝双好。萧乾。（1988年）4月19日。

我知道，凌乱也好，笨拙也好，都不曾影响他的艺术。80年代那几年，我可以说常常是他的作品的最初读者。他有个习惯，写作之前，喜欢在桌边、床头放上一叠纸条，偶有所得，便随手记下。然后堆放一起，看上去乱而无章，却又有内在的联系。写文章，内容在他是烂熟于心的人生经验，关键的是如何以更巧妙的艺术表现出来。《北京城杂忆》如此，《在歌声中回忆》《搬家史》《“文革”杂忆》也如此。他一旦拿起笔，一旦进入艺术天地，顿时会变得机智、敏捷。种种历史风云虽然促成了他的成功，可就艺术而言，他似乎更应该感谢他的艺术天性。这种天性决定他在混乱之中，能获得独有的平静、清醒。世事纵然纷杂，但从不影响他考虑文章的艺术效果。在漂泊中，在希特勒的轰炸下，在身处逆境时，他的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通讯，几乎都别具一格。

在萧乾过去写的通讯特写中，我特别喜欢1939年到1946年之间他在欧洲写回来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充分显露出萧乾的多样才华。作为一个中国记者，又是一个作家，他所写的战地通讯，角度独特，内容丰富，文笔生动。他将残酷的战争下的英国人民，表现得富有立体感：他们勇敢、坚强、乐观、幽默……收入集子中的这些通讯，一个突出的特点，是选取巧妙的角度，用富有趣味的事实，反映战时英国、战时欧洲的各个侧面。《科学在第二次大战中》《战争与宗教》《一九四〇年欧洲稗史大观》……从这些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特点。最让人拍案称绝的是《活宝们在受难》。萧乾全文都写英国的猫、狗等，写它们在战争中的遭遇，以及围绕它们而发生的种种情况。借写猫狗，反映英国民俗世态、战时民主、人民的牺牲等等，真是一篇大手笔的小文章。与它相比，许多现时的通讯明显逊色许多。从这组文章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幽默的萧乾、一个聪明的萧乾。

其实我更欣赏的是萧乾的讽刺艺术。在40年代后期发表的《红毛长谈》系列杂文中，萧乾出色地表现出了这一特点。

萧乾是1946年国共重开战的时候到达上海的。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，他的最大愿望只是：停止内战，不要再打下去了。此时，一方面，他反内战；另一方面，回到上海，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专制，非人道、非民主，使他愤慨。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，他在《大公报》上开始发表专栏文章：《红毛长谈》。

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：李辉：凌淑华在三十年代是与冰心、丁玲齐名的女作家，一直侨居英国。这次我去英国，因忙没能去拜访，只在大使馆招待会上见了一面，她现在来一信（附上）：①谈了近况；②明春拟回国；③对国内很有感情；④对侨居国外很苦恼。你看，可否由你写一短文（信可引用），主要说明：①海外的中国人（尤其老年人）多盼能落叶归根，在国外并不舒服；②国内接待机关（如北大）是否在电话、浴室（在国外是起码生活条件）问题上，妥善安排一下。否则，一个八十好几的老人如何解决？信用后请退回。祝好！萧乾。1984年11月28日。（《论丛》上的文章已拜读了，很好）

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：李辉：谢谢来信。近作及有关《尤利西斯》资料，我们正在冲刺中，决定明年初先交一部分，明年把全书译完。你写我的那本书居然在国内能再版，很不容易。不知这回你可否赠给中央文史馆及文学馆各一册？如书少，我就托你代购也好。但也要你签名。你们二位都未为下海之风所动，甚慰。匆问。近好，并祝新年快乐。萧乾。1993年12月27日。

萧乾心底笼罩着特务统治的阴影，他不愿剑拔弩张式地大声疾呼。他有天生的讽刺幽默感，英国七年，那个以幽默而著称的民族，也深深影响了他。他决定用一种独特的幽默方式，来讽刺批判他所憎恶的现状。萧乾不署本名，伪托“塔塔木林”，以半文半白似通非通的文字，虚拟一位洋人对中国现实的观感。他采用“塔塔夫妇”漫游中国的方式，时空交叉，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焦虑、愤慨。一次在给我的信中，萧乾这样谈到当时的写作情况：“刚到上海时，想试写个专栏，想用洋人半文半白、似通非通的中文写。一则可隐身份，二则本身带点滑稽。当时处于‘迷茫’时期，但刚出去七年，回来见上海的特务统治，深恶痛绝。另外，当时一心只反内战，并无阶级观点。只求不打仗。三则初到上海，看到许多不顺眼事物，乃以乌托邦形式来抒写自己理想的中国，其实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而已。”

通篇运用反笔进行讽刺，这是萧乾的讽刺才能最为突出的特色。在30年代，萧乾曾创作过《鹏程》这样的讽刺小说，采用正面揶揄、嘲弄的笔调，刻画主人公卑劣的阴暗心理，是一幅夸张的漫画式形象。《红毛长谈》中则采用大量反笔，以“伟大”写卑微；以庄重写滑稽；以光明写黑暗。

四

青年时代南北漂泊、二战期间欧美穿梭、反右之后下放农场……萧乾的前半生几乎一直处在流动状态。这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，尽管潜意识里更喜欢漂泊，喜欢新鲜生活的刺激，但在中年之后，他对家的向往、对生活环境平静而稳定的期望，显然更为重要。

在经历了“文革”初期暴风雨的冲击和磨难之后，在自杀未成重又开始生活之后，萧乾没有想到当历史走到60年代末的时候，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又要开始一次新的、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漂泊：他们都将走向远离家门的五七干校。对他们的家庭来说，这是继批斗之后的又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风。萧乾和全家离开了北京，到数千里之外的湖北咸宁农村劳动。

与60年代初的离京不同，此次，他与北京的情感维系彻底扯断了，妻子和孩子们将和他一起在艰苦的条件下求得生存。

家在何处？一生漂泊的萧乾，对“家”似乎一直有着至为深沉的眷恋。如今，北京的家已经化为乌有，而在“五七干校”这种半军事化性质的环境里，家的概念早已有了新的奇特的内涵。惟一感到安慰的，是妻子儿女和他同在一片蓝天下，同在一片田野上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不久，萧乾说他要跑好人生的最后一圈。说这话时他年近古稀。他开始翻译易卜生的《培尔·金特》剧本。易卜生是他自少年起就钦仰的作家，他曾将易卜生的“最孤独的是坚强的”这句话抄录贴在墙上，作为少年心目中的英雄格言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他重又拿起易卜生的作品，就像巴金在“文革”中偷偷翻译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一样，萧乾译《培尔·金特》，也是在抚摸“文革”留在自己心中的伤痕。

《痕迹》内文之三（《警察先生》）

在翻译《培尔·金特》过程中，萧乾得知患了肾结石。他躺在手术台上，平静得如同夏日凉阴下小憩。手术前，医院曾要文洁若在开列着可能遇到的五种死亡的单子上签字。她有些紧张，萧乾却坦然得像另一个人，一个从不知胆怯、威胁的人。在死亡的门槛前他曾徘徊过，如今，劫乱不死，对于他，一切死亡的威胁都变得毫无意义。他说他很知足，终于看到了“歹徒”们的灭亡！

结石取出来了。但随之而来的是尿道不通，他只好带上一根肾管。几个月后，又动一次大手术，将左肾摘掉，他将靠仅剩的另一个肾生活下去。就在靠肾管生存的时期里，萧乾译完了《培尔·金特》。劫后余生里最初的创造！

《培尔·金特》的翻译成功了。中央戏剧学院的艺术家们，将它搬上了舞台。坐在台下，萧乾激动地欣赏着渗透着自己情感的这一出易卜生名剧。他希望周围的观众，能和他一样，从舞台上一幕幕精彩的场面中感受到对人生、对“文革”的反思。

沉寂二十余载的萧乾，终于重新为人熟知。他自嘲为“出土文物”，但这“文物”绝非如一潭死水，只是沉淀着旧日的陈迹。他仍有青年时代同样的生命力，有它，他就不会衰老。他会像巴金在信中所告诫的那样，不再无谓地虚掷时光，而要用新的创造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

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，就这样奇迹般地在年逾古稀之后来到了！在1979年到1998年，他写出了百万余字的散文、回忆录，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。进入90年代后，年逾八旬的他，又和文洁若一起合作翻译乔依斯的巨著《尤里西斯》，这被认为是近年来翻译界的一大壮举。可以说，在同辈的幸存作家中，他的写作数量和质量是惊人的。贯串这些作品的是他对自己人生的认真思索。他愿意用文字向世人坦露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迹，让后人认识20世纪一颗真诚的灵魂。

于是，一个崭新的萧乾在劫乱后出现了！他不像青年时那么单纯和浪漫，也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猥琐如契诃夫笔下的“小公务员”，更不像“文革”中的沉默。他有真诚的爱，便有了真诚的呼唤和坦然的勇气，他和好朋友巴金、冰心一样，灵魂经历洗涤之后更加纯净。他鄙视虚假情感，他赞美说真话，也力争自己说真话。这真话中，有对一切非人道的历史的鞭挞，有对民主、自由、法制的颂扬。

1988年7月，萧乾走进北京图书馆的展览大厅，参加“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”的开幕式，以《能爱才能恨》为题，表述他对老大姐的颂扬。“能爱才能恨”，萧乾概括冰心劫后余生中的新创作。其实，这也是在评说他自己：

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的业务的人，还应该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良心。在这一点上，八十年代的冰心大姐，还有巴金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光辉代表。尽管她年奔九十，腿脚也不利落了，然而她不甘心躺在自己已有的荣誉上。不，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……这就是说，她不写那种不疼不痒的文章。她的文章照例不长，可篇篇有分量。在为民请命、在干预生活上，她豁得出去……老年知识分子当中，还有冰心大姐这样敢于讲点不中听的话的作家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。她永远不老，她那支笔也永远不老，因为她的心紧紧贴着人民大众。

大厅里，人们静静地聆听着这位老人发自肺腑的声音。他站立在麦克风前，声调低沉舒缓，且带点颤抖。不是因为衰老，而是由于难以抑制的心底激动。

被打成“右派”时，在“五七干校”忍辱负重时，他从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更不可能想象，有一天会在堂皇的大厅里，这样坦然而慷慨地讲话。他把这看作是时代的赐予，看作祖国步入改革开放年代后必然出现的景象。只有像他这样经历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人，对人生有所追求、有所认识的人，才能将这些话深深体味。

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。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，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。在那里阅读，在那里写作。病榻四周，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，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的纸条。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，顺手写在纸条上，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。就在病房里，他又写了许多精彩短章。

1998年年底，在展望新世纪时，老人这样说：“即将迎来21世纪。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。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。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，而且也是一个自由、文明、合理、公正，一个畅所欲言、各尽其能的国家。”年轻时的梦想，至老还是那么执著和美丽。

1999年1月，萧乾迎来了九十华诞。他成了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，朋友们也络绎不绝地前来祝贺，病房里放满了鲜花。那几天，萧乾感到特别兴奋。十卷本《萧乾文集》刚刚出版，新老朋友们汇集一起座谈，总结他的一生，高度评价他的精神价值和文学成就。萧乾应该感到兴奋，他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得如此高寿，他感到还有力量写下去。在给我的一封信里他曾说过，他死也要死在书桌前……

1999年2月11日，萧乾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一个生命结束了，一个人的漂泊结束了。

人到暮年时，萧乾曾经说他觉得可以为自己写这样一篇碑文：

死者是度过平凡的一生的一个平凡人。平凡，因为他既不是英雄，也不是坏蛋。他幼年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，受过鞭笞、饥饿、孤独和凌辱。他有时任性，糊涂，但从未忘过本。他有一盏良知的灯，它时明时暗，却没熄灭过。他经常疏懒，但偶尔也颇知努力。在感情漩涡中他消耗—浪费了不少精力。中年，他遭到过沉重的打击，如晴天霹雳。他还命长，居然活着看到乾坤的扭转，也看到自己错案的改正。他是由衷地感激。他从不想做官，只想织一把丝，酿一盅蜜。有一段期间，他的笔曾被夺了过去。但对他来说，那段强制的沉默毋宁是塞翁失马，因为在焚书坑儒的十年中，他既没有书可焚，也早已算不上儒了。浩劫之后，他没悲观，也未摇摆，因为浩劫更证明历史的车轮只会滚滚向前，不会倒退。但车轮的转动不能靠空想，不能靠高调，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。他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。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志向。他是微笑着离去的，因为他有幸看到了恶霸们的末日。

萧乾致李辉信札释文：李辉：你们好！近时在我的灯下读物中，最吸引我、令我赞叹不已的，是你为《收获》写的这套人物探索。你选的几乎都是悲剧性人物，而且悲剧既有本人的成分，又有时代的阴影。他们在生活中大都是不幸者，且多是受冤者，是开逆风船的。在他们生活中，留下了时代的阴影。而且这些人大都没留下多少自述的资料，主要靠四出问讯、摸索、探讨。最近这篇写冯雪峰的也是如此。难为你从他与各方的关系及一生的遭遇，勾勒出这样应该说是最接原型的画像— 你不像有位专写风云人物的多产作家，你更着笔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而那是更难以捉摸也往往是更重要的部分。天下受过委屈的人物太多了。希望你写下去。你是在创作另一模式的传记文学，而对于文学史、文化史的贡献将是难以估计的。祝双好！萧乾。1995年8月15日。

萧乾说得诚恳而真实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走过。现在他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
文章来源：南国博览 网址: http://ngbl.400nongye.com/lunwen/itemid-45457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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